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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谈“中国崛起·文化的力量与修为”
发布时间:2009-12-21  阅读次数:29402  字体大小: 【】 【】【

    在正在举办的北京社会科学学术月·2009学术前沿论坛上,张颐武教授的大会演讲不时被与会听众的阵阵掌声打断。这位语速极快的少壮派学者,以其生动幽默、通俗易懂的分析阐释,让“全球化与中国崛起文化内涵”这样的宏大主题,很轻松地融入人们的思考之中。《思想者》近日采访了张颐武教授。

  从两首歌看中国人告别悲情历史

  《思想者》:你在演讲中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高速成长在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从弱者的文化向强者的文化转变的奇迹。你特别谈到了两首歌的产生背景,这两首歌是如何反映全球化与中国崛起的历史变迁呢?能具体说明吗?

  张颐武:我讲的两首歌,一首是莎拉·布莱曼和刘欢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合唱的《我和你》,另一首是刘欢16年前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唱的主题曲《千万次地问》。那时候只有一个刘欢,这时候《我和你》有两个人。1993年那个时候,一些人对中国还没有信心,那个电视剧描写了一个中国大提琴手跑到纽约,他在中国做大提琴手没有希望,到纽约他成了一个小老板,但是他失掉了自己的感情……看那个片头,你会发现展现的是纽约灿烂的夜景。《千万次地问》讲的其实是中国人和西方的关系。所以——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time  and  time  again,you  ask  me,问我,到底爱不爱你,time  and  time  again,Iaskmyself,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

  后面有两句很重要:“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这个感慨其实包含着很深的悲凉的感觉,你会发现刘欢沙哑的声音唱出那个时代的中国;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还是刘欢在唱,但是他旁边有一个英国的大歌手莎拉·布莱曼,这个歌唱道——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平等的对话,互相之间是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中国人已经平等地站在这个“大球”上面,他不是自己在唱我怎么样?而是我和你有回忆地来唱。

  这样一个变化,说明了中国的崛起所具有的历史含义——告别了20世纪中国的悲情历史,所以我们就会感受到中国的发展正在融入全球化,也在改变世界的面貌。这是全球化历史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现象。

  《思想者》:你能简单概括一下中国正在融入全球化的这个最重要现象有什么特点?

  张颐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高速成长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这个现象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特点:外部的全球化,内部的市场化,中国的十几亿人民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奇迹,只有英国工业革命或者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那个大发展阶段,才能比肩的这样大规模的发展奇迹,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贫困,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发展,这个共识大家已经开始形成。而中国崩溃论和威胁论已经宣告失灵,所以中国的崛起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事实,这是21世纪新的历史事实。

  从此,中国发生了两个大的跨越:第一是中国人民告别贫困,第二就是“脱第三世界”。中国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匮乏文化向丰裕文化、从弱者的文化向强者的文化转变已经开始形成。

  由三幅画说中国人的精神转变

  《思想者》:你在演讲中还提到了三幅画,说它们构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改变。您这么讲很直观,但会不会有点图解政治的味道?您能具体讲讲这三幅画包涵的历史深意吗?

  张颐武:不会的。如同每一次思想的解放和社会变革的进步,都会派生和衍生出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而文化现象一定积淀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深层的意识。

  1980年代有一幅最著名的油画是《父亲》。我在80年代看这幅画,真的很感动,虽然我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可能和这幅画长得不一样,但是我父亲带我成长的阶段,那是70年代中国很匮乏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窝头自己吃,把米面都留给我,那时候我觉得我父亲就跟这个父亲一样,他用艰难的劳作养育我,我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这样的父亲。所以这个画就是80年代以前中国告别贫困以前中国人的象征。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品,象征着大家共同的中国所具有的命运。

  1990年代,最著名的摄影作品是《我要上学》,在这个画面里,你会发现小姑娘的“大眼睛”里面包含的是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一个国家对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一个社会对改变自己的渴望。记得一次我和一个美国教授在北京大街上,那时候他看到这幅照片觉得很奇怪,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中国的希望工程,还有很多小孩上不了学,他一听就马上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200美金,他说,我看到这个“大眼睛”就要给她钱,要改变她的命运,我要帮她。的确,你会发现在这幅画里面表现了中国人渴望自己改变命运的情怀和努力。

  到了21世纪,中国历史发生了新的变化,你会发现章子怡成为美国《新闻周刊》(2005年)的封面人物,你看她后面的背景一边是上海,一边是长城,什么意思?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在这个变化里面,你会发现章子怡这个眼睛里面所包含的,虽然说文化底蕴肯定不够深刻,但是你会发现中国人的眼光变得热诚开朗,充满了渴望,也充满了力量。

  这三幅画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改变,这个正好象征我们的现状,我们可能对自己有很多的不满,但这是没有选择的自己。我们怎么办?需要更多的软实力,要告诉世界我们还有更多的好东西。

  《思想者》:的确,从这三幅画的变化可以看到我们的软实力正在提升。

  张颐武:是的。在美国大片《2012》里面中国人的形象也变得比较正面。想一想,中国人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所显示的那种力量,那种团结,那种面对苦难的高尚品格,让全世界都为之感动。这个电影里面讲的是人面对共同的危机,让中国人变成了正面的形象。对这种改变,你会发现其实是中国硬实力带来了软实力新的增长,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中国崛起文化内涵

  《思想者》:你在演讲中特别强调中国崛起文化内涵,就是指文化软实力吧?请问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张颐武: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中国的文明是人类文明里从来没有中断过的具有完整连续性的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华文明经过无数的危机和困难,但从来没有中断过。第二是现代中国人争取繁荣和富强的历史中有价值的高度,中国人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我们从来都在牺牲,都在为别人去做事。所以,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中,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失误和困难,但中国人无私地和第三世界的人民一起奋斗,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价值高度仍然在。第三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了快速发展的新的大平台,而这个大平台是中国发挥软实力的基础。

  《思想者》:你举过一个例子,说在现代化过程中,如果抽象地谈,每个人都爱中国、爱民族;但跟一个年轻人具体聊,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又了解很少,他很爱国,很爱自己的民族一草一木,但是真的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有什么……您认为怎么改变现代人的这种文化缺失?

  张颐武:我发现时下的年轻人都挺喜爱汉服,他们发现在东亚这些国家,日本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和服,传统的韩国人也有自己的韩服。那我们呢?比如旗袍,大家看到过张曼玉在《花样年华》里穿的旗袍,但是旗袍现在在中国变成了主要是饭馆里面领班员穿的衣服。我记得有一个女士说过,她盛装旗袍走进一个酒店,拿着邀请函进去参加酒会,旁边急匆匆地走过来一个男士说:“赶快给我泡杯茶来!”……所以什么是我们的国服,我们真的很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年轻人要找回自己传统的象征。

  《思想者》:你的意思是说,在生活中寻找复兴传统文化的根基?这与融入全球化、现代化会不会矛盾?

  张颐武:现在这个历史时刻已经来了,虽然年轻人找得还不够,上边穿着“宽袖博带”的汉服,脚下是阿迪达斯的球鞋。不管怎么说,你会发现年轻人对这个传统有了更多的敬畏和感情。

  在丽江我看到一个纳西族的小伙子,他跟美国人讲英语,他的英语真的是没得挑,我很奇怪,他卖的可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纪念品!我说你这一口美国纽约东部的英语口音哪来的?他说他需要卖他的东西,需要跟外国人介绍他的文化,他买了全套的美国喜剧《六人行》,拿回去以后按照中英文字幕,每天用三个小时的时间,一集一集地去背,所有的文字按照这个口音学,晚上背白天练,三年的时间他英语就好了。

  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力量改变自己,有这样的力量学英语,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所以这样的中国人确实就是所谓中国的脊梁、中国的骄傲。这个纳西族的小伙子他卖的,所倡导的、所弘扬的是纳西族的传统文化。而他有很好的、很漂亮的英文,这时候我感觉作为中国人真的为他骄傲。

  所谓软实力建设,既要告诉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又要告诉世界中国人30年改革开放奋斗的艰辛和成果,以及现代中国和其他民族一起为人类的公平和理想而奋斗的记忆。现在,我们面临很多文化上的难题,一些中华文化的普遍价值,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知。大众文化的竞争力,还远远没有和经济成长相适应。最近,约瑟夫·奈又提到了有关“巧实力”的运用,很有启发,当下我们也要注意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相互整合的“巧实力”的运用:我们需要把捍卫基本价值的坚定性和适应时代和潮流的灵活性相结合,把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和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清醒的自觉相结合,把高端的精神价值和大众文化的活力相结合。

  在当前世界大变动的格局中,中华文化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善”“仁”的理念将会发挥巨大的影响。我们要做到文化自觉,发挥文化的力量,创造一个美丽的中国梦,对外创造一个魅力的中国,对内创造一个和谐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它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和文化理论。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多种。1990年代以来,在关于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及文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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