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青海

广西

上海 

河南

宁夏

天津 

陕西

辽宁

重庆 

吉林

山西

江苏 

湖北

贵州

四川 

湖南

新疆

浙江 

福建

广东 

云南

西藏

山东 

甘肃

台湾

安徽 

江西

投稿 

河北

澳门

联系我  

黑龙江  

内蒙  



繁體中文
当前位置:首页 > 中国书法家名录: > 详细内容
书法家:马一浮
阅读次数:34421  字体大小: 【】 【】【

     马一浮(1883—1967)先生,中国国学大师、一代儒宗,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周恩来总理曾称他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亦是诗人和书法家。
  马一浮先生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男,汉族,浙江绍兴人。少年时读书,过目能诵,时称神童。早岁应浙江乡试,名列榜首,后与马君武、谢无量在上海创刊《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传播西方文化,时有“天下文章在马氏”之誉。
  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  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马一浮先生擅长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先生工诗词,喜吟哦,他对文字学、古典文学及哲学均深有造诣,能法、英、德、日、俄、拉西六种外文。著述甚富,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字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老子道德经注》  《马一浮篆刻》《蠲戏斋佛学论著》《蠲戏斋诗编年集》《避寇集》《朱子读书法》等,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国学大师马一浮:书法作品欣赏


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于近现代儒学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相当热门,其中对那些自构体系、融会西学的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诸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已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广为人们所知。然而,有一位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①的马一浮,却鲜为人提及。究其原因,可能与马一浮从不标新,更不自构体系,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匿居陋巷,不求闻达等有关。这在今日着眼于“新”的学人们看来,马一浮似乎偏于“仍旧贯”,对传统儒学没有多少新的发明,因而未予重视和研究。
  其实,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众所周知,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十力语要》卷二《与贺昌群》)。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所以,研究和分析一下马一浮的思想路向,对于把握近现代儒学发展的全貌,也是极有意义的。
  马一浮,单名浮,一浮是他的字,号湛翁,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等,浙江绍兴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①死于1967年。他自幼饱读诗书,1898年,十六岁时,应县试,名列会稽县案首(第一名)。②青年时,他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引自马叙伦:《石屋余渖》“马君武”篇)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著名画家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在记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马一浮居处访问时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说:“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引自《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这段充满感情的文字,生动地描绘出了马一浮二十年间乐道不疲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会语》,“引端”)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同上,“横渠四句教”)。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解放后,他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然而,在十年浩劫中,他也未能幸免。
  马一浮学术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泰和宜山会语合刻》(二卷,附录一卷)、《复性书院讲录》(六卷)、《尔雅台答问》(一卷)、《尔雅台答问续编》(六卷)等①。马一浮同时又是一位第一流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已出版的诗集有《蠲戏斋诗前集》、《避寇集》附《芳杜词剩》、《蠲戏斋诗编年集》等,总称之为《蠲戏斋诗集》。近闻,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单位将集资合作整理出版马一浮的全部著作,这将为研究马一浮学术思想、诗文书法,乃至近现代儒学的发展等,提供极大的方便。
  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来看是相当固守传统的。如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同上)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换一角度说,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总而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世界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更无有一事一理能出于六艺之外者”,“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同上,“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这里显然有许多牵强附会之说,不足为取。但他当时所以要如此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而不致陷于自鄙和盲目崇洋。正如他说的:“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同上)就这方面来讲,在当时抗战的环境下,也不能说一无意义。
  关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马一浮则站在了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完全是精神的产物。他反复声称:“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同上,“论六艺统摄于一心”)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他说,这些道理说来简单,却是他“自己体验出来”的。他从这种文化观出发,对于人类的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宜山会语》,“说忠信笃敬”)。更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泰和会语》,“对毕业诸生演词”)这里,他把文化的社会历史作用夸大到了极点,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他却真诚地相信,人们只要有这样的信心,能按照他的体验去践行(即“反求自心之义理”),那才“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先圣”,而这正是“夷狄所不能侵,患难所不能入的”(同上)根本之所在。他以此作为个人品德和操守的修养信条,一生中始终表里如一,坚定不移地讲论和践行,其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不已。
  马一浮十分推崇《论语》一书。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而“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又,他举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论语大义》,见《复性书院讲录》卷二)。马一浮又尝言:“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泰和会语》,“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他认为,“六艺皆为德教所作,而《孝经》实为之本;六艺皆为显性之书,而《孝经》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为六艺之根本,亦为六艺之总会也。”(《孝经大义》,见《复性书院讲录》卷三)马一浮的《论语大义》和《孝经大义》二书,提纲挈领,条理清晰。若能读此二书,则对于他“六艺论”的文化哲学之要旨,也就大致可以把握了。
  如上所述,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且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尔雅台答问》卷一,“答张君”)在这一根本观点上,他与熊十力、梁漱溟等是完全一致的①,只是在具体论述和践行上,则诚所谓“各有分齐”了。马一浮认为,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经验论、方法论等,乃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同上,“答程泽溥一”),其学“内外本末只是一贯”(同上,《续编》卷二,“示张德钧”)。所以,在他的讲学中,从不分什么本体论、认识论等等,而只是要人们“向内”、“求己”,并一再声明,书院教育的宗旨是“要在原本经术,发明自性本具之义理”(同上,卷一,“答许君”),是“重在求己”(同上,“答刘君”),或者说“以求己为先,多闻为后”(同上,“答程泽溥一”),等等。可以说,在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以及全部教育问题,都只集中在一点上,即“发明”和“反求自心之义理”。他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马一浮在阐发理学思想上,能够很好地融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方法。他认为,“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工夫。”(同上,“答吴君”)他批评那些对朱陆异同争论不休的人说: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机用,妄生同异,只是瞎汉赃诬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诣邪?”其实,“程朱陆王岂有二道?见性是同,垂语稍别者,乃为人悉檀建化边事耳(按:“为人悉檀”乃佛教用语,意思是根据各人不同的根机和能力,而为之说各种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临机施设,对症下药的意思)”(同上,“答任君”)。他在融合程朱陆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诚如贺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于派别门户之争,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过也”。其实,“大量者(识广宽容者)用之即同,小机者(识浅量狭者)执之即异。”人们应当明了,“总从一性起用,机见差别,因有多途”(《复性书院讲录》卷一“读书法”),“儒佛禅道总是闲名”(《尔雅台答问》卷一“答任君”);“从来云月是同,溪山各异,并不相碍也。无论儒佛,凡有言教,皆以明性道为归”(同上,《续编》卷五“答黄君”)。因此,只要是“以明性道为归”的,那么“尽心知性亦得,明心见性亦得;养本亦得,去障亦得;当下便是亦得,渐次修智亦得”(同上,卷四“示鲜季明”)。由此可见,他对于儒释道的融会,可说是已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地。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同前引贺麟著)。
  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复性书院讲录》卷一)
  具体说来,马一浮认为,涵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他引孟子关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之说来作论证。他认为,人心之本体原本是“虚明不昧”、“含容深广”的,然而由于“为气禀所拘,故不免褊小而失其广大之量”;由于“为物欲所蔽,故不免昏暗而失其觉照之用”。总之,都是由“气夺其志”而造成的。要把持住“志”而不使其暴失,则必须用涵养,而涵养之关键,则在于“主敬”。所以,他强调说:“须知敬之一字,实为入德之门。此是圣贤血脉所系。”

 尊重网友!请你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规定     友情链接

        

本版权归文艺在线网站所有,其图文资料严禁商业下载,违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文艺在线  copyright 2006-2080   信息部ICP备案号:京ICP备09082003号